浙江省道教文化历史悠久，其宫观数量和信众人数极多，境内涵盖道藏所载十大洞天之三，三十六小洞天其九，七十二福地占十六处。而浙江省也相应出版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道教史，比如《台州道教史》《杭州道教史稿》等。作为浙江道教研究的主要推动者之一，浙江大学的孔令宏教授也出版过《宋代理学与道家、道教》、《从道家到道教》、《宋明道教思想研究》、《朱熹哲学与道家道教》、《儒道关系事业中的朱熹哲学》、《中国道教史记》、《道教新探》、《江西道教史》，其研究经验可谓丰富。此次他与韩松涛，王巧玲一起撰写的《浙江道教史》，涉及道教的渊源流派、仙境宫观、高道传略、经籍书文，教义规戒，科仪方术、文化艺术等方方面面，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
文章中，作者根据宫观的碑志梳理了浙江道教史发展的大致历程，不仅列出浙江各县市著名宫观，还梳理了许多道士事迹。自2005年开始，孔令宏教授就初步萌生了撰写浙江道史的想法。他认为，浙江地区的道教史可追溯到春秋时期，由老子到范蠡是道教思想发展的一个标志性流派。因此，浙江道教有其独到特色，突出表现在道、学、术相结合的方面。
在浙江道教史上曾涌现出大批著名的道士、宗派领袖、思想家，一大批籍贯不是浙江的道教学者、思想家和著名道士也长期在浙江传道，讲学。他们的思想构成了浙东学派诞生的前奏，使浙东学派思潮自成一家，同时，也在浙江道教史里留下光辉的一面。
《浙江道教史》论述了浙江道教1800年的历史，从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浙江道教开始兴起，中间历经隋唐五代十国、元明清以至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探讨了古代浙江地区吴越族人的信仰与文化特征，探究吴越的巫术信仰与后来道教起源之间的联系。
并且通过对各个时代的道教经典、各个道派的具体活动以及道教人物的言行和著作挖掘道教发展内因。介绍了众多道教人物，比如：葛玄、葛洪、杜子恭、孙恩、卢循、许迈、陆修静、陶弘景、孙幽岳、顾欢，司马承祯、杜光庭、闾丘方远、罗隐、施肩吾、张伯瑞、林灵素、白玉蟾、莫月鼎、王惟一、刘大彬、杜道坚、林灵真、黄公望、金志扬、冷谦、何道全、闵一得等。在对这些人物进行介绍时，不仅关注他们在浙江道教史上的重要地位，而且充分挖掘其道教特殊内涵。
以道、术为研究主线，把稷下道家、黄老道家、魏晋玄学诸阶段构一个变化的派别，以此为基础，考察道教发展阶段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影响。而斋醮科仪之类的属于“术”的形式更是本书的关注重点。甚至在科仪时采用何种唱腔来诵读经典，对道教的发展也有很大影响，而不同的宗派差别也在于对于“术”的选择不同。
早在东晋时期，葛洪就吸收老庄思想和玄学成果，对何之谓“道”做了论述，又以金丹为核心，把道与术进行结合，为道教知识的形成做了一定铺垫，在司马承祯的著作《坐忘论》以及杜光庭的著述里，系统总结归纳了道家的哲学、教义、历史、文学、地理、道术等。陆修静则在综合前人成果上，创造性地建立了三洞四铺十二部道教经书分类法，并对上清、灵宝、三皇等派经典进行整理，提升文化品位。施肩吾、张伯瑞等浙江道教学者却在内丹学的建构上发挥了重大作用，张伯瑞开创的全真南宗，使之成为当之无愧的一代宗师。林灵真所编辑的《灵宝领教济度金书》不仅成为道藏中篇幅最大的著作，更是科仪研究学的集大成者。而《太乙金华宗旨》在20世纪初便被翻译为多种语言在国外出版，尤其对荣格等心理学家产生了广泛影响。
总之，《浙江道教史》采用史学的方法对每一种文献的作者及其著作进行了细致考察，运用了大量史料。即利用民间藏书、地方志、碑刻、谱牒等资料补充正史记载的不足，研究中也同样重视史料和野史之间的对比。
孔令宏教授在《道教新探》中指出“能否形成与研究对象吻合的研究方法，是一门学科或一个研究领域是否达到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因此在《浙江道教史》的成书过程中，不仅重视道、学、术的体系，更以哲学和人类学的方法对野史进行了考古。
浙江大学道教文化研究中心近年来一直进行“东部道藏”的第一手道教文献搜集整理工作，虽然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对道藏工程的整体编修，但是仍然不能将所有民间道书一一搜罗。自2009年以来，为了进一步深入和拓展浙江道教研究，在孔令宏教授的带领下，浙大道文化中心的研究成员们对民间道书的搜整有了阶段成果，许多年来，课题组成员的足迹遍布全国，他们寒来暑往，孜孜不倦的考察着，不畏疲劳和艰险，奋战在考古工作的一线。截至目前，已经找到2832册从未公开出版过的文献资料，年代早自康熙十七年，晚至2011年。道书十万册，总字数超过七千万字。
这些文献资料还原了清代以来道教发展的面貌，对近代中国思想史、道教史、文化史的研究都有重要价值。通过文献的生动记录，可以了解道教的真实活动，是中国文化的瑰宝。
《浙江道教史》在历史脉络上承袭了浙江大地1800年的道教发展历程，根据资料显示，对往期学界观点有不同论断，其一，清微派、东华派的传承不是到明初就结束了，而是传承至今。其二，民间散居道士的私自传承较为普遍，而散居道士的“授禄”仪式亦有深入研究的价值。其三，清代中后期全真道在浙江及周边地区有广泛传播，其间私相授受“方便戒”的现象比较普遍。其四，清代至现代新出道教科仪书对道教学界的知识有新探索。其五，散居道士把风水和科仪进行了紧密结合。其六，散居道士与庙观的关系可以从社会、政治、经济多方角度展开。
同时，浙大道教研究中心的成员对民国以及近现代浙江道教情况的研究也有所建树，比如赵明娟的硕士论文《20世纪上半叶浙江道教研究》以20世纪上半叶浙江道教发展情况为基础，对浙江省道教宫观的设置、道士数量、道会设立概况进行梳理。并指出这一时期浙江道教主要的三个特点：首先，所处社会环境的影响。其次，民间发展对政府组织的依赖。再次，出现了专门的道教组织群体。也概括了四个历史意义，分别是：第一，道教文化传承中的过渡。第二丰富并诠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第三，对其他文化领域的辐射。第四，对社会的贡献效果。
总之，《浙江道教史》将不仅是中国道教历史和人文上的科研成果，而是极大的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扩展了对港澳台，以及国外的交流。通过对最古老的中国的道教风俗民情的宣扬和传播，打开了一扇通向中国文化的别样窗口，在这扇民族窗户里，我们将洞见人类原始文明的最初火光。
作者简介：字子淳，号妙心居士。山东散文学会作家，北京大众文学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作品在《散文百家》《当代小说》《时代文学》《山东文学》均有发表。
资料整理：胡建平，世界搏击总会特聘书法家，常务理事。王巧玲博士，浙江万里书院讲师。
【编辑：洪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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